吴震:王阳明的心学命题及其当代意义

116.王阳明心学

116.王阳明心学

王守仁(公元1472-1529年),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军事家。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是陆王心学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他生于明宪宗成化年间,其父王华,是明朝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他随父移居北京,28岁中进士。1506年,因反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到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当驿丞。他到西南少数民族杂居的偏僻山区,在龙场发生了重要的思想转变,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从此背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史称“龙场悟道”。
他的致良知思想包含着促进思想解放的因素,打破了圣人同凡人的界限,在客观上动摇儒家权威的作用。作为中国儒学集大成的一种思想体系,对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流行达
150年之久,远播海外,传至日本,成为显学。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官宦世家出身,远祖为王羲之,父王华为成化十七年的状元进士。王阳明于弘治五年举浙江乡试,弘治十一年及第进士,后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因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有功,封新建伯,后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从祀孔庙。

“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得以形成的重要的思想史事件,同时也是王阳明遭遇的最为艰难的一次人生磨难。1506年,武宗皇帝即位之后的政局相当昏暗,朝廷大权被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所掌控,南京有一些科道官因上疏建言而被捕入狱,王阳明为此愤愤不平,于是,上疏要求武宗皇帝“去权奸”,为此而得罪了刘瑾,结果遭到逮捕,被处以廷杖四十的酷刑,随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尽管这是阳明一生的最大一次挫折,然而阳明却以为龙场磨难“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反而使自己在精神和思想上有所精进,而龙场悟道便是最好的印证。

但是,按照孟子的思想,人性之所以本善,是由于人心当中有一种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以及善的意志,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有关仁义礼智的四种基本道德心都是人的“本心”作为良知良能的道德本心。阳明心学继承了孟子的思想并加以理论上的发展。按阳明说,心即本体之心,心之本体便是良知,因此心体就是作为本体的道德本心。在这个意义上,心与理都是本体存在,由此,心不再是需要注意规范的工夫对象而是引领工夫的行为主导,也就是说,心不是克治的对象而是克治工夫得以可能的依据。这便是王阳明再三强调“心即理”命题的根本旨趣之所在。

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极大地提升了道德主体的地位,而此道德主体即良知心体,是道德实践的动力源泉,也是道德实践得以可能的依据;良知心体既是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同时也是绝对的理性标准,因为本心即良知、良知即天理;正是由于理内在于心而与心为同一存在,故而自己的“本心”或“良知”也就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

在阳明学的思想系统中,与“心即理”“致良知”并称为三大命题之一的是“知行合一”,三者构成了阳明学的有机体系,倘若缺乏心即理、致良知的心学理论,那么“知行合一”就无法理解也难以成立;反过来说,若无“知行合一”,则致良知实践便无从谈起,心即理也将变成抽象命题而无法落实。

当代新儒家徐复观曾坦言中国文化就是“心的文化”,因此,“心学”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16世纪王阳明(1472-1529)便是一位富有原创性的心学思想家,他的思想又被称为“阳明学”,对儒家文化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在中国思想史上,与12世纪朱熹(1130-1200)开创的朱子学并列,形成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两大理论高峰,共同构建了孔孟以来第二期儒学复兴运动,史称宋明道学或宋明“新儒学”,对此后的中国思想乃至东亚地域思想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广泛的影响。今天我们重读阳明学的思想学说,重访阳明学的思想传统,对于加深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思想意义。

心即理

归根结底,王阳明认为良知就是唯一的“自家准则”,故在为学工夫问题上,他主张只要依此良知本体去做。但是,良知心体又不是脱离日常生活、孤悬于形上世界的抽象观念,它必定在当下世界、日常生活中“发用流行”,因此,如何使自己的良知本体得以呈现,就需要依照“即用求体”的方法,随时随地在事事物物上落实致吾心之良知的实践工夫,由此便能实现成德理想,所以说良知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的。用儒家传统的说法,这就是成圣成贤的道德理想人格之实现,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使自己过上一种好的道德生活。

知行合一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儒家文化、宋明理学、阳明学、东亚儒学。专著有《儒学思想十论吴震学术论集》《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19世纪末以来“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史考察》《颜茂猷思想研究17世纪晚明劝善运动的一项个案考察》《〈传习录〉精读》《泰州学派研究》《罗汝芳评传》《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阳明后学研究》等。

王阳明认为,知行问题与其说是认识论或知识论的问题,毋宁是实践论或良知学的问题。因为,“知”就是良知,“行”就是致良知;不可能存在抽离于良知存在之外的所谓“知”所谓“行”,换言之,知行都必然在良知本体的引领之下才有实践的意义和可能。按照王阳明的理解,知行问题首先需要掌握“知行本体”与“知行工夫”的概念,从实践论的角度看,知行“原是一个”而不可“分作两事”,王阳明说“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强调行即是知,知包含行,知行是互涵互摄的关系。在王阳明看来,“知行”二字是“就用功上说”的,是从实践领域而言的,由于“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所以说良知是“知行”工夫得以可能的本体依据。

吴震,1957年6月生于上海,江苏丹阳人。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际儒联理事暨学术委员会会员、中国朱子学会常任理事、日本源了圆国际学会理事。曾任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日本东洋大学访问学者、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COE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外国人研究员等。

龙场悟道次年,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命题,表明阳明思想趋于成熟。虽然当时王阳明还没有拈出“致良知”这一思想口号,这要等到49岁时才正式提出。然而根据阳明晚年的回忆,“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可见,龙场悟道已包含良知思想,只是在理论上建构起一套致良知学说,则尚需一些时日。

既然知行不是讨论知识在先还是行为在先的认识论问题,而是属于致良知实践领域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无法想象良知之“知”与致良知之“行”可以割裂为二,因此,知行必然是“原是一个”的合一关系,不能“截然分作两件事做”,行的过程有知的参与,知行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具体而言,“知”即致良知而不是指“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的那种求知行为;“行”是致良知而不是指脱离良知指导的行为。王阳明指出,历来人们之所以怀疑知行合一,原因在于“不能致那良知”,事实上“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这就告诉我们,良知作为一种道德知,必伴随道德行为的产生。因此知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知为易知,行亦易行,这是在良知参与下才得以成立的。以上便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主要理路。

是阳明学最具“普世性”的思想遗产

从王阳明的思想经历看,阳明思想是在与朱子理学的思想格斗过程中得以成长发展的。事实上,朱子学与阳明学作为儒学理论,在儒家价值观等根本问题上秉持着相同的信仰及其追求,只是在如何成就自己德性的方法问题上以及在有关心体性体等本体问题上,存在一些重要的思想差异。

是阳明学的第一命题

王阳明12岁时,就曾思考何为“人生第一等大事”的问题。他就此问题向塾师询问,塾师的回答是:当然是“读书等第”是人生一等大事,然而,王阳明心中似早有答案,他断然表示读书目的不是为了“等第”而应该是成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圣贤”,其父王华在一旁听后笑道:“汝欲做圣贤耶!”的确,从此后王阳明一生的思想经历来看,成就“圣贤”才是其人生的“第一等大事”,这也是宋儒周敦颐及其弟子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一再强调的“圣人可学而至”这一思想观点的反映。王阳明在晚年提出“致良知”之后,“圣人”概念已发生了“内在化”的转向,它指的不是历史上被称为“孔圣人”的真实人物,而是指内在于人心的良知存在,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本身就是圣人的象征,因此他又有“人人心中有仲尼”“心之良知是谓圣”等著名的学说主张。这种将圣人“世俗化”“内在化”的思想观点,在晚明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就理想的道德人格,成为此后鼓舞仁人志士的一种理念。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